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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作家张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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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酸儒原创]原告关于《大河印》一案一审判决的几点质疑  

2012-08-12 19:24:26|  分类: 纸上纪录片《大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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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关于《大河印》一案一审判决的几点质疑

《大河印》一书是原告集十多年的小说、散文、游记、采访手记、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纪录片解说词等原创文学作品,尝试以自己独创的新的文学体裁:类似于纸上纪录片的形式创作的一部历史文学作品。严格地说,本书是原告在自己原创的已有作品基础上经过创造性劳动而派生出来的新的文学作品。纸上纪录片这是传播原告原创作品的一种新体裁,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以新的思想表达形式来表现原作品。这种表现形式需要原告要对兰州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方面的系统了解,对一些历史文献资料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只有通过发挥充分想像力,创造力,通过创造性劳动才能产生新的作品。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什么才是“创造性劳动”?既然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本书是由原告“创造性劳动”后独自创作的著作,《著作权法》中也明确规定“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必须是创造性地独立完成的劳动成果……”被告也承认本书由原告独自创作完成,法庭又认为是原告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为什么还不能属于自己?

著作权主要内容之一便是作者的人身权利,如果真如一审判决所认定,那么被告这种行为就是剽窃行为,剽窃原告多达数十万字,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然后以组织的名义“汇编”发表,是不是就认为只要是以组织名义为党献礼就不能算是侵犯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发表权、财产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利?是不是被告施舍给原告一个形同跑腿的“店小二”虚的“编辑统筹”原告就要向被告感恩戴德?显然,被告此次上诉所出具的兰大出版社证明本书实有字数的证据是伪证,为了达到其目的,被告和兰大出版社、深圳雅昌印刷公司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出具伪证以证明其可耻侵权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可耻的彻头彻尾的以为党献礼为借口,以组织和政府名义集体侵犯个人著作权的无耻行为,在社会上影响极为恶劣,与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的以法治国的原则背道而驰。被告的以上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之获得报酬权、署名权、发表权、财产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利。在此,原告就一审判决中的一些草率认定提出以下质疑:

1、被告的侵权行为不但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而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违规倒买书号并非法侵权出版原告著作的行为。

兰州大学出版社对《大河印》的书稿未作认真审查,违规出售书号与被告签定出版合同,于2011年6月26日之前提前一个多月出版了《大河印》一书。兰大出版社于2011年7月15日向省新闻出版局上报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二次增报选题计划的报告”和“2011年度增补发稿和出书计划上报表”。 2011年7月21日,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的“甘新出发[2011]198号,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二次增报选题计划的批复”证明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批复日期是7月21日。并且,上报选题和批复文件中根本就没有“图文魅力城关”等字样,且兰大出版社并没有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健”此人。由此看来,被告之所以要加上“图文魅力城关”和“谨以本图志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献给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字样,这是想把一本历史文学作品自以为是地定性为地方志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式的行为。

《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一、二十四、六十一、六十二条、六十五条、六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并指出:未经新闻出版部门审批,以买卖书号的方式出版的图书是非法出版物。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新出联[1993]13号文件“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7]53号文件“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严禁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以任何形式购买书号,购买书号出版的图书,属于非法出版物,坚决予以取缔……其他单位和个人违犯上述规定,按非法出版活动处置,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置。所以,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出版本书,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出版权。

2、一审法院认定:党史办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办公设施、资料。

2011年2月底,被告为了达到其不正当目的,以本单位的一些图片要保密为由,将原告骗到党史办一间没有暖气和饮用水的办公室,让原告在一台陈旧的电脑上选图。前后近一个月时间,由于原告住得远,所以只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过去,有时党史办无人原告根本无法进去。加起来前后选图时间总计不到半个月。在此期间,被告没有向原告提供任何创作资金或文字资料,在此之前的2010年,原告早就开始了本书的创作,并且为了赶时间,每天上午和晚上在家创作,所有文字稿均在家完成并修改,然后将文稿又从家里复制到被告的电脑上。3月25日之后,原告开始在印刷公司设计排版。正是原告轻信被告,导致原告的文字作品被存放于被告的电脑之中。本书创作完成之前,除了被告提供的一部分来路不明的图片和照片外,被告承认没有向原告提供任何文字资料。一审法院仅以被告提交的几份从电脑上拍摄的文件保存照片就作出以上认定,请问当今世界有谁能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完成如此之大的工作量。

3、一审判决认定:《大河印-图文魅力城关》“编辑说明”部分记载,本书系史志书。

“编辑说明”是谁写的?什么样的书才是史志书?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查证,更没有认真看原告提交的大量证据。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所有87份证据中从来就没有提及“编辑说明”是原告所写,更没有出现过“编辑说明”这部分文字内容。就是原告做最后一次修改校对清样也没有见到这个“编辑说明”,此“编辑说明”是被告马莉私自己添加。

4、一审判决书认定:该书编辑完成后,由城关区委党史办报请主管部门审定。

5月3日开庭,被告出示的10份证据中有只有一份是由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金钰铭所写的对本书的简单的“高度评价”,并没有说明本书是地方志或史志书。被告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证明他们的上级部门为党献礼而要编辑《大河印》一书,更没有证据证明哪一个上级部门审定《大河印》是地方志或史志书。去年8月11日,在城关区政府给原告的回复中说明被告请了两位专家对本书做了反复修改、审定,并按月向专家支付了工资。是哪两位专家?又是怎么修改的?被告为什么不出示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本书做了十多次的修改,在原告没有最后修改完本书,被告就侵权出版此书,被告扣下由原告做的最后几次修改样稿不在法庭出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被告没有请所谓的多位专家修改并审定的事实。城关区委和区政府在没有调查核实《大河印》一书的内容来源和真正的作者,把既不是地方志,也不是党史著作的《大河印》以组织名义,强搬《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某些规定,把本书的出版定性为组织行为和法人作品。没有其他的部门和专家审定的情况下,这本有大量虚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著作可以由金钰铭一个人“审定”吗?志书或史志书可以虚构吗?

5、本书的序是不是城关区委书记金祥明所写?如果是金祥明所写,那么序的内容的和被告在法庭陈述岂不是自相矛盾?

被告承认本书内容由原告一人创作编辑完成,党史办和地方志办工作人员没有参与编辑创作,又何来序言中的的“历时多年,数易其稿,凝聚了我区党史和地方志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的胡言乱语?

6、一审判决书认定:“该图书文字部分,除‘序’外,其余均由张弓创作完成,另每章节题目中“史”、“火”、“文”、“山”、“桥”、“物”以及封面“大河印”等字为张弓书法作品……书中部分照片和图片为党史办提供,党史办副主任拍摄了部分照片。”

首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书第10页“城关纪略”之前的“目录”、“编辑说明”、“编委会名单”等所有文字内容是被告私自添加,不是原告所为。尤其是“编辑说明”、“编委会名单”等内容,是原告在本书侵权出版后才发现;另每章节开篇的古诗词和总结性文字是被告删除原告的开篇语后篡改添加的内容。原告对这些内容并不承认,也没有算在原告的创作文字内容之内,并且向一审法提交的内容证据之中并没有这些文字内容。

关于照片,原告在4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原告陈述意见“五、关于《大河印》一书的照片和图片来源”已经作了详细陈述。由原告从史志办提供的所有照片中选用434张,占本书总图的49%,在这434张照片和图片中,有一百张左右的现代摄影是兰州晚报社的摄影记者窦泽中和周渔、张金莲等十多位摄影爱好者的摄影作品,都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作品作者的姓名和出处,更没有向他们支付任何报酬。除去以上十几人的摄影作品,被告只向原告提供了30%左右的图片或照片,且其中25%以上的图片或照片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这些历史图片是属于公有领域、不受法律保护的,并不属于被告所有。又说党史办副主任高峰拍摄了部分照片,也用了他本人的一些照片,本书已经署了高峰的名字。作为党史办副主任,高峰拿着国家的工资,是他自愿提供少量照片,说是利用本书的影响扩大他的知名度,被告向高峰有没有支付照片报酬,跟原告和本案无关。一审过程中,被告始终没有出示证据证明,更不能说明本书中向原告提供大量现代照片和图片来源,仅凭此一点,就足以判定被告在向原告提供的部分照片或图片来历不明,涉嫌严重侵犯了原作者的署名权。

7、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本院认为……(《大河印》)作品内容来源于历史资料、地方志书、报刊文章以及作者的再创造……作品形式上属于对已有作品、历史资料和现有资料的编辑整理,该诉争作品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汇编作品。

首先要说明的是什么是汇编作品,《著作权法》对汇编作品的权利主体做了以下阐述:“汇编作品是指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断或者不构成作品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在法律上有两类:一是对于已发表的或已完成的作品进行选择、编排而形成的作品,如期刊、选集、百科全书、报刊文摘等;二是对不构成作品的材料的内容进行选择或编排而形成独创性的作品。在这里的编者实际上是利用他人的成果、材料,按一定规律、体系编排而成。一审法院单凭被告所写的“编辑说明”就认定是汇编作品,并且作品来源于历史资料、地方志书、报刊文章,请问,原告或被告有哪一方承认或指明本书的哪一部分内容来源于哪一本地方志书、哪些报刊文章、哪些历史资料?法庭仅凭被告写的“编辑说明”就认定这部书是汇编作品,显然是一种草率的认定。

8、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根据国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享有,参与人员享有署名权……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二次增报选题计划的报告”和“2011年度增补发稿和出书计划上报表”,在上报表中标明选题分类为“地方史志”书名为“大河印”内容;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的批复中也没有“图文魅力城关”等字样,被告为了达到其不正当目的,在一本本来就是非法出版物的历史文学作品私自加上“图文魅力城关”等字样,单凭这就可以做出上述认定,一审法院的这种认定方法是不是太草率了?既然被告说城关区没有地方志办公室,也没有史志办,一审认定本书是汇编作品,原告和被告之间没有任何文字性的合同或协议,那么包括十二位编委,一个主编,多位编务人员你们参与编写或是编辑了本书的哪一章节,或者说是哪一段文字?

9、一审认定原告并未明确哪些内容的修改属于违背史实的恶意修改,且改变了作品的本意。

原告于4月18日向法院提交的的陈述意见中的“九、关于《大河印》一书的文字来源及创作价值取向”中明确指出删除和篡改内容。本书中总共有6万字左右的文字内容,都是原告在小说中自由发挥想像力而虚构出来的,对于地方志和党史的编写,这种写作方式是绝对不允许的。既然一审认定这是史志书,那么请问党史或者地方志可以戏说或者可以虚构吗?另外,原告向一审法庭提交了未经原告同意,被告私自篡改的相关证据:由被告删除的附录参考书目;由被告篡改的《大河印》封面、封底,由被告篡改的前《大河印》原目录;与本书的最早清样和电子版对照,最明显之处是被告篡改了本书的六部分开篇语和总结性文字;违背原告意愿被告私自添加了“编辑说明”和“序”;删除了部分文字内容,如本书52-53页,被告删除了与图片“陈独秀”、“《青年杂志》”、“《新青年》”对应的文字内容;52页最后两段文字被删除,与之对应“兰州消防”的图片则出现在56页,删除74页-75页大量西路军老战士等历史照片,使这些内容要么有图无文,要么有文无图,要么文图无法对应。私自篡改第二部分开始部分近千字的文字内容,使第一二部分上下文不能互应衔接;而在第六部分,城关区委书记金祥明和区长张国一的工作照片竟然分别出现了8副和7副之多,被告大量加入省市领导及城关区现任领导照片,并且按官职大小论资排辈,与原告本人创作此书的初衷背道而驰。加上原告准备在完稿后添加的“后记”、“鸣谢单位”等内容,本书实际页数为320页,经被告删除2万多字的内容后又篡改,最后变成306页。

10、被告出示的最主要的证据是被告马莉所写的针对城关区党史办准备编《城关图册》的会议纪要。一审过程中原告对其证据发出质疑,认为此证据和《大河印》的创作无关,被告并没有做合理的解释。被告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陈述虚假,其出示会议纪要系精心制作之伪证。因为,既然是会议纪要,其纪录过程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同期进行纪录,由被告马莉主持召开的会议,整个纪要是马莉一人纪录,不可能由一把手一边开会一边纪录,且纪要内容干净整洁。被告既然有侵权出版本书之意,其就有足够的时间制作假的会议纪要。

1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经本院释未明确在本案中提出著作权归属的诉讼请求。

2011年8月11日,原告就和甘肃鑫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贾建斌签定授权合同。本案于9月26日正式提起诉讼,11月5日才正式立案。就在本案确定开庭日期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5日,贾建斌提出自己代理本案后压力很大,所以主动放弃了本案的代理。由于时间的关系,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员,原告自己起草了新的起诉书,决定亲自上阵和被告对质。4月18日,原告向法院提交了陈述意见,详细陈述本案的经过,在陈述意见里再一次强烈要求法庭判决被告将本书的著作权归原告所有,但是在5月3日开庭过程中原告多次提出要宣读自己的陈述意见,就是“摘要陈述”也未得到允许,为什么法庭反复拒绝?短短两个多小时的庭审能说明本案要的实质性问题吗?

12、关于赔偿:原告在4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陈述意见第十一条做了详细陈述。同日原告请求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印刷合同和出版合同申请书,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查取证。据雅昌公司负责人刁晓刚在去年7月10日亲口告诉原告:本书第一批印刷数定为2000册,到时实际印数只有1500册,这批书印刷费总额只有数万元,其中如何处理多余的经费的秘密只有印刷公司和被告马莉知道。新闻出版署(91)新出政字第36号“关于处理白孝琪非法出版《半色曝光》一案中如何计算非法经营额的批复”第一条中指出,非法出版物的经营额包括在出版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第二条第一款明确指出:承印者数额的计算:委印者应当交付承印者印刷费为承印者的经营数额,这一数额减去印刷成本为获利数额,委印后的在制品,其印刷费为经营额。原告承认区政府为印该书分两次拨款,一次是25万,一次记不清,不过有发票。被告出示出版合同证明只印了200册。经兰州本地多家印刷行业专业人士核算,本书印刷成本最高为每本40元-50元。既然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不能确定,且印刷合同、付印单、印刷用纸记录等在被告手中,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适用有关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规定的答复”第一条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原告耗时一年多,为了制止被告的侵权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原告所要求的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合理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的几份证据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互相印证。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认定事实不清,部分认定判决完全是主观臆断,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而且在判决书中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运用法律条款生搬硬套。

     

                                    原告:张弓

                                                          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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