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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作家张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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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原创]《我是药贩子》出笼记  

2008-05-25 15:14:13|  分类: 长篇小说(我是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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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是药贩子》出笼记

可以说,自人类发明货币之时,当人类懂得用草药、矿物质等东西制成药物治病时,假药就出现了。

假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文献没有相关的记载,出现假药,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不光彩的事,好像至今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假药或撰写过假药方面的著作,有的,只是一些媒体上针对药市方面的一些不痛不痒,隔靴搔痒式的报道,从这些为数不多的报道中,我们只是看到了假药市场的冰山一角,假药市场的水到底有多深?谁也说不清楚。

如果说只有假药贩子才做假药,那你只说对了一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从各种媒体上看过有关各类假药的报道,不管是人用的还是兽用的,一些假药就是堂而皇之地从一些“全国闻名”的药厂流向了市场,有些假药还致死了人命。所以,我们不能把假药的始作俑者全部归错于假药贩子。

1987年,北京的癌症患者叶如云在某报纸上看到某肿瘤研究所王某治癌症有成效的文章,上面说王某近几年用祖传秘方治癌有奇效。她欣喜若狂,停止正在做的化疗,和丈夫一同到这家肿瘤研究所服用治癌特效药“还阳草”。结果“还阳草”没把叶如云的癌症治好,反而耽误了她的最佳治疗期。时间不长,叶如云含恨离世。

后来,经媒体披露,这位怀揣“祖传秘方”还阳草王大夫是用红薯藤和花生秧配制的治癌“特效药”。这就是1987年媒体披露的还阳草逼人早逝事件。

1990年6月30日,岑溪县中年农民覃红光因右小腿患疖疮,到乡卫生所就诊,大夫开了6粒利福平胶囊给他。覃红光遵嘱服用后,全身泛黄并出现血尿。家属立即将他送往县人民医院,经诊断为药物性溶血症。因严重中毒,覃红光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当地药检所查证,这批所谓的利福平是假药,里面掺有可导致溶血的染料酸性橙。当地15个村的医疗单位因购进这种假药,致使15名患者用药后场出现溶血现象。这就是1991年媒体披露的利福平使人家破人亡的假药事件。

1991年春,湖南宁乡县青山桥乡龙基村的个体医生胡平山给村支书开了12片氯霉素,用以治疗肠炎。书记吃完没什么效果。胡平山怀疑药是假的。经当地药检所化验,这种药是假药。当时药政监督员对当地的12个药店进行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店店有假药出售。

这一假药事件引起了省及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于是一场与假药贩子较量的大战在全国展开了。

1991年1月至1992年6月,全国26个省区市共查获假药案17298宗,假药标值3亿多元。

再看上世纪90年代初的假药贩子是如何炮制假药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未期,广西玉林地区的沙田乡南流村是一个人口稠密、土地贪瘠的山村。1990年,当地一位略懂兽医技术,曾参与制售假药受过行政处分的红人李文玉突然异想天开,他要制药。时间不长,他开着拖拉机将几台简陋的制药机械开进了当时正在筹建的“玉林市第二兽药厂”。1990年8月,他卖给药贩子假药5192公斤。1991年1月至12月,他获利26万余元。不久,这个兽药厂生产的假药氯霉素、红霉素、麦迪霉素、安及近等假药被运往大江南北。这些“药品”的原料是廉价的色素和木薯粉。李文玉他们对色彩运用自如。氯霉素染成绿的;红霉素染成红的;四环素染成黄的。。。。。。

在李文玉的带领下,当时南流村这个709户3287人的村庄,竟有一半以上的人参与了制造成假药活动,当时全村有冲压机近100台,相当于好几个中型制药厂的冲压设备。

当时,广西玉林地区的丽良村、博白县城厢乡的桂花村及广东的普宁、电白,安徽的阜阳,浙江的苍南等地,都有大肆制作假药的窝点。

1992年,山东曹县一位叫陈蕊的3岁幼儿因腹泻到乡医孟凡会那儿就治,孟采用硫酸犬那霉素和硫酸小诺霉素等联注治疗。注射后,陈蕊即两脚乱踹,呼吸困难,不至30分钟就死亡了。

最后经当地药检所检验,发现注射用药为氯化琥珀胆碱。这种药为肌肉松驰剂,是在麻醉过程中使用,要严格控制剂量。不法分子将它换贴商标后冒充抗菌素调价出售。这种假药后来流贩到山东、河南、四川等地,虽经及时发现并通报的情况下,先后仍有7人死亡。

假药,已成了万民痛恨的一大公害,是中国政府在治理国策中工作的重中之重。

那么,假药是如何流向药市的呢?

过去,是假药贩子利用医院、乡村诊所、小型药店进行面面对推销,或是由一些不法药诊所到熟知的假药市场“批发”。

现在,不完善的药品代理制度给假药贩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只要有钱,不管你有没有医药常识,有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有没有营业执照,你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药品代理经销商。由药品代理经销商在各地拓展的销售网络,间接或直接地为假药开辟了销售市场。在药品流通网络中,药市、药店 、医院都是假药流通的重要环节,而一些媒体为了短期利益也为假药销售开了方便之门。

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任何经营药品的单位必须先取得卫生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和医药部门颁发的合格证才能领取营业执照开业经营药品。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药品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到了现在全民经商的时代,个人代理销售药品,无证代理销售药品的事早已不值得媒体披露,早已不值得百姓们惊讶。药品经营市场的无证,无序时代早已开始。要遏制假药制造与销售的势头,已不是靠查一两个制售假药窝点就能够凑效。规范药品市场的口号也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假药致死人命的事件越来越多,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对各地药监部门执法不力和权与利的关系影响药品市场的指责外,我们还必须对当前的法律及药品管理体制进行深入地思虑。

药品,做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既可以救人于水火之中,也可以致人于死地、绝地之中,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人的健康甚至后代的健康成长。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务国家)对医药的管理非常严格。美国等许多国家对药品的管理严于对武器的管理,一般情况下,假药是很能进入流通渠道的。

然而,不同管理部门比如药品经营者对药品的严格管理存在着严重分岐。强调药品特殊性的,认为药品必须由政府方面予以严格控管;强调药品商品属性的,认为药品既然是商品,就应当同其他商品一样,不要管得太死。

从199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到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归”卫生部,在这整整10年期间里,中国的药品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老百姓的人身健康安全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国家药监局及各地药品监管部门是否严格行施了自己的职权,从平时各类媒体的零星报道中我们可略见一斑。10年中,中国药品市场在国家药监局的监管下越管越乱,假药生产从手工到作坊再到企业生产再到开拓全国销售网络,已形成了一个牢不可摧的经济链。许多假医生、假郎中摇身一变就穿上了白大褂就成了专家。曾经从事假药生产的利用一些小药厂闲置生产线大批量生产假药、劣药这都是早已成了“旧闻”。从前国家药监局高层腐败案中我们看到,抓起来的大多是一把手。最低层的小官僚们是否也有贪污现象,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来证实吧。

在我所认识的药品经销商圈子中,平时逢年过节药品代理商们给工商局、药监局一些把持要害部门的领导送礼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至于请客吃饭,谁也不会大惊小怪。2005年冬,我就一些药品经销商请药监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吃饭喝酒后又到娱乐城通宵狂欢提出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是否应该和这些药品代理商搞好关系向江南某市药监局的领导提出质疑。

一位主管领导轻蔑地说:我听不懂你说的话,请你用普通话说。

我当时生气生气地说:你那种像鸟语的普通话是人都听不懂。

自那次以后,那位领导对我这位“没事找事”,不断往药监局跑的举报人厌烦不已。每次到药监局,他们给我的都是白眼。而我在药监局说的一些话,会很快被同行知道。我只能故意对一些同行说:那种垃圾在药监局当领导,那只能把药品市场引到垃圾堆中。

我希望那位领导能听到我说的这句话,我曾经也对他说过要写文章来披露药品市场的一些内幕。

他还是那副轻蔑的口气:好呀!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不过你说话时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据,你知道吗?

从2005年至今,已经3年过去了,我迟迟没有动笔来披露药品交易市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期间,我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国内一些自称是大报,非常严肃的媒体上。前前后后我和国内20多家媒体联系过,但他们一听到“药品市场”这四个字,马上避而不谈。我也曾为一家报纸不断披露某种专治肠胃的保健品忽悠老百姓的报道而兴奋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认为我终于看到了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的媒体。我约了那家媒体的一位首席记者“披露”我所知道的一些内幕。采访过程中,我看到那位首席记者在笔记本上写上了不少错别字,于是我提高了戒心,匆匆结束了采访。他所采访我的内容没上报,过了几天,我又看到被那家媒体曝光的那种保健品在该报上又堂而皇之地做起了广告。这时我才明白,这就是媒体惯用的“逼良为娼”的一种手段。

后来,在全国都有很大知名度的一家周刊派了两位女记者不远万里来找我采访。我当时被她们的诚心打动了。前后连续采访了4天。采访结束后,我再三要求要用化名。那位年龄不大,胖呼呼,眼睛眯缝的四川籍女记者说如果把我的照片刊登在周刊上更有影响力。当时我马上拒绝。我说的照片如果在杂志上出现,那我的人身全由谁来保障?她当时表示绝对要为我的人身安全负责,不上我的照片。

在采访过程中,双方都做了采访录音。临走时,那位胖记者和我握手表示祝我一路顺风。

2005年5月10日,当我看到那本杂志上刊登那位胖记者写的那篇文章时,我傻眼了,因为我的一张侧身照赫然刊登在杂志上。从照片上看,我才明白是那位胖记者让她的同事引开了我,让我在前边和她的同事说话,她则趁我侧脸和她的同事说话时拍下了我的侧身照。当时我立即打电话质问。她先是不承认,后来拒接电话,再后来又发短信向我承认错误。我气愤之极,打电话到他们的总编办公室大骂这位胖记者是新闻行业的败类。

与此同时,南方一家媒体不断约我说要采访我,前后电话联系过10多次,他们先后两次派记者采访,4次打电话在电话中对我采访,我一一如实回答。最后一次,是2007年9月,他们派一次女记者专访程来找我,向我讨要了一部分有关药品交易市场的“内部资料”,信誓旦旦地说回去马上就会见报。整整一个秋天,我望穿秋水,也没见他们将那些采访内容上报。

期间,我不断联系媒体表示要无偿捐出自己现有的所有药品。整整一年多时间,我先后联系了十几家媒体,无一成功。

 

2006年底,我找到我所“非法代理”的两种中成药的制药企业,请他们收回我在兰州存放的一批药品。他们以那批药品与他们无关拒绝了我的请求。

到2007年上半年,我和这批药品的真正代理者不断和那家制药企业交涉,要求对方收回那批药品。我的要求只是他们向我支付药品托运费我就“无偿”将他们生产的那批药给他们送回去,他们又数次拒绝。

2008年3月,由我代管的那批药即将到期,我找到了该药企所在省的省药监局,写了材料说明事情的原委。药监局市场处的一位女处长极不耐烦地将我写的材料随便翻了翻,说你找省药监局稽查大队去。在稽查大队,我提交了我写的材料,主管投诉的一位科长先是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后来听我说药品一旦到期我将烧毁这批药品时,他才表示“试一下”。

这一试就是10多天,10多天后,我再打电话向那位科长询问事情的进展,他很不耐烦地说:那是个人纠纷,孙总说了,不关他们的事。

我不知他说的孙总是谁,投诉前后将近半个月时间,得到的竟是这种答复。当我再次拿着投诉材料找到省药监局市场处的那位女处长时,她放下电话不耐烦地说:给你说了几遍了,这事不归我们这管,你写材料去。

我说:这难道不是投诉材料?

她说:写好给我们寄过来。

我说:我亲自送过来不行吗?

她说:我跟你说了,我让你寄过来。

我当时火了:你是什么态度,别以为拿过你我就没办法解决这事了,我前后和你见过两次面,你没有一次好脸色,我明说了,我不会再找你们,咱们走着瞧。

我决定动笔写下我所知道的一些药品交易市场的内幕。从2008年3月15日到今天,不到1月时间,《我是药贩子》出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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